俄乌战争会否重演朝鲜战争的结局？

“彻底胜利”并不是“持久和平”在概念上的先决条件，这大概是朝鲜战争的提示。

职业史学家和高层政治曾有过亲密联系。《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两次大战前后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肯尼迪的亲密至今被视作某种学界介入政治的“典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以历史学者身份踏入政界，97岁高龄的他至今笔耕不辍，在2022年仍然出版了一本“20世纪领袖们”的传记作品。

历史在东西方传统政治精英教育中的崇高地位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名篇《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对其中的逻辑做了最为经典的阐述：“以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为类比，推断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是人类思维固有的、也许是最为强大的工具。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方法。”肩负执政之责的精英，为其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会更加系统和有意识的应用历史方法来为面临的困境提供启发，是最为自然不过之事。这种对叙事历史学之“实效”的强调，近年来以“应用历史学”（Applied History）的名义在西方学界获得愈来愈多的重视。

与之相伴的，自然是对历史学的“滥用”同样经久不衰的警告。经受训练的历史从业者常常强调，以隐喻、类比的方式去提点历史智慧，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风险。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政治事件在严格意义上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这意味着任何“历史经验教训”——事情发生的机制和逻辑——都无法不加检讨地应用在当下和未来的场景中。所有比喻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是值得怀疑的“数据点”。每个当下的事件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许多不同的历史先例，而这些先例所提供的“教训”完全可能互相矛盾。

这意味着，我们的“民间历史学家”们，不管它们是决策者还是评论者，都可以在自己想看到的历史中找到符合自己看法和主张的“事实”来肯定自己的立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带来启迪，不如说成了合理化先前判断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算排除彼此矛盾的“先例”不谈，“历史”毕竟是发生在过去的、已经完成了的“封闭”事实，它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无法覆盖全新技术和社会条件下的事态发展——历史学研究本身就揭示了不少这种未知带来的误判和损失。

迁延已逾一年的乌克兰战争毫无缓和迹象。它的起源、走向、可能为未来提供的教训，随着战事的进展不断激起各方的兴趣与辩论。在试图参透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战争的努力中，诉诸历史的诱惑和渴望变得无可拒绝，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辩论和宣传中最常被援引的比喻和先例。

一战与二战的隐喻

顿巴斯东部高强度的壕堑战外加俄罗斯军队仰仗的炮兵战术，无疑激起了人们对一战西线残酷场景的历史想象。德国去年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全新翻拍是这种印象最好不过的视听体现。从历史联想角度来看，伴随着这种残酷的是这一对峙在军事上的徒劳无功与政治上的毫无意义。由此延伸而出的“历史教训”具有二战后德国特色的和平主义风味：不管这场战争的潜在道德蕴含多么重大，和继续战争本身带来的荒谬与流血比起来，都是不值一提的。

倘若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敦促乌克兰谈判尽早实现和平的报道确有其事，那么我们不难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参照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这一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德国总理朔尔茨是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讲述一战起源的著作《梦游者》的忠实读者。他引用该书的历史分析强调德国不应再出于草率和误解把自己牵涉进战争。虽然克拉克本人对这种解读倒是颇有微词。更有力的参引来自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将军于2022年底提出的判断：他援用一战的经验劝说乌克兰方面在自身军事优势最大的时刻参与谈判，尽快实现停火。他的这一暗示毫无疑问遭致了各方乌克兰支持者的质疑与批评。

▲ 2023年3月5日，乌克兰巴赫穆特，一名乌军士兵在一个战壕里找掩护。

如果说一战的隐喻暗示多少有些暧昧的和平主义，二战的隐喻则带有不容分说的道德意味。对第三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代表着“正义战争”这一概念理想的范型。从一开始，这场战争的各方参与者就不断运用二战的历史符号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某种道德合法性。2015年在“诺曼底模式”（Normandy Format）达成的新明斯克协议，被乌克兰及其支持者视作慕尼黑在当代的重演，而普京的俄罗斯也越来越被西方媒体渲染为需要被彻底“击败”的“坏人”。

不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其作为喻体的指向在当代的公共心智中的含义都过于刻板和教条，从而丧失了历史比喻在智识上的用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引用“绥靖政策”的失败来为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辩护时，并不真的试图从二战前夕的欧洲局势中获得什么针对当代中东的洞见。他们所展示的只是一种新保守主义道德信条与世界观的前定之见，这种信条的对错总之和历史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如今试图把二战模版套用到乌克兰战事上的人，也无力或不愿指出在美国和欧洲盟国（明智地）都不愿意直接参与战斗、不打算引起核战争的前提下，如何让掌控几千枚核弹头的俄罗斯落得与第三帝国同样的下场。

更为专业的分析家和学者试图从更为广泛的历史案例中汲取灵感。也许较少为人所知、规模更加有限的冲突能够避免比喻无效甚至干扰性的道德判断，让人们能够从事实角度出发，扩展对事件发展可能性的想象。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冬季战争与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引起了格外的注意。对前者的援引更加关注军事层面，对后者的援引则更加关注政治和国际层面。不少论者都预判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可能会走向朝鲜半岛的终局：一段长期的军事僵持后以非正式的停火实现冲突降级，而政治上的分裂与军事对峙会作为新常态延续下去。

当代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隐喻令人不安。在这场毁灭性的“国际化的内战”中，朝鲜半岛损失了1/10的人口，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家人们分断南北。停火70年后，栖居半岛的同一民族仍然被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分割。这一分割的物理体现，围绕北纬三十八度线的非军事区，经常被紧张和意外袭扰。对于乌克兰人而言，一如对当年半岛两边的领导人而言，基于政治与军事对立的国家长久分裂无疑是政治噩梦。无论从人道还是政治角度，他们都会尽一切可能让这一场景不至于成为现实。

但对于非乌克兰的外界来说，朝鲜战争又代表着某种沉重且晦暗的希望甚至解脱：作为核恐怖威慑时代的第一场“冷战热斗”，朝鲜战争的终局表明即便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上你死我活的对手，也可以将战争限制在有限的地域和范围，并实现长久的和平。

朝鲜战争与俄乌战争的起源都深植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冲突，但这种对立真的发展为长期的高强度战争，又取决于个别领导人的误判与偶然。大众的历史意识对于政治家和领袖们的行动缺乏细致理解，倾向于把他们的所有行动容纳进某个蓄谋已久的大计划。这对于历史上少数真的有强烈信念和意识形态执着的人来说确实是合适的判断：希特勒对反犹主义世界观和政策追寻从一而终，毫不动摇。但他其实属于例外而不是常态。

▲ 2023年3月5日，乌克兰巴赫穆特，乌军向俄军战线发射火箭炮。

通俗的历史类比对“希特勒”意象不厌其烦的引用，更多是遮蔽而不是揭露了历史的灵感。尽管未来的历史学家才能对普京到底为什么选择开战有更真切的理解，但从现存材料分析，他的决策似乎受到对现实误判的影响。不管是他高估了自身军队的作战能力，还是低估了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或是没有料想到西方同盟回应之迅速和团结，总之，外界其实不难假设，倘若他知道会是如今这个结果，或许他一年前就不会发动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同样具有误判的成分。通过一手材料分析，学者们如今大致认同，美军战斗部队在1948年彻底撤出朝鲜，尤其是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表态朝鲜半岛不属于美国防御范围的讲话，是促使斯大林批准北部政权主动发起统一行动的重大推手。斯大林在朝鲜半岛有真实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他同时判断半岛对于美国并不够重要。同样，尽管普京不断宣称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但他同时认为乌克兰对西方来说不如对他重要。冲突博弈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切身利益更高的一方会在决心（Resolve）的对抗中获胜。如果斯大林和普京的分析没错，朝鲜和乌克兰的战争将会是迅速和简短的。两处战场都陷入僵局这一现实，说明无论战争的进程还是人心和意志，都很难事先看清。

事实证明，在冷战全面爆发、杜鲁门主义方兴未艾的1950年，朝鲜半岛足够重要。因此才既会爆发战争，战局又不顺东方阵营所愿一边倒。但斯大林的判断也没有全错，朝鲜半岛的确不够重要，所以各方都无法或不愿通过军事上的升级来获得彻底的战果。在东北亚的过度承诺会削弱美苏在冷战主要战场欧洲的战略姿态，这对他们而言得不偿失。朝鲜战争因此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替代”。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在远东半岛的试探，以（主要是）东亚人的鲜血为代价，划定了冷战的边界与限制。

这种重要性和有限性的双面特征，同样是2022年乌克兰战场的决定性要素，这是其它战争隐喻无法替代的重要因素。正因为乌克兰足够重要，普京才会不惜发动战争也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才会军事支援基辅政权，并对俄罗斯展开严厉的制裁。同样，不管莫斯科怎样宣称这是“生死斗争”，不管华盛顿和东欧国家如何宣称乌克兰的斗争决定了本世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命运，乌克兰的战场又没有重要到值得北约和俄罗斯直接交战。

从各方面衡量，乌克兰战争目前都是一场大国参与者之间刻意为之的有限战争，一如当年的朝鲜半岛。杜鲁门总统拒绝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并把战场扩展到半岛之外；斯大林元帅也拒绝苏联飞行员深入三八线附近执行任务。而2022年的北约也迅速否决了直接派兵与设立禁飞区的可能性，俄罗斯也谨慎避免战火延续到北约国家境内，误伤北约军事人员。

核战略理论中有著名的稳定-不稳定悖论：核大国之间的恐怖均衡让他们不担心冲突会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总体战，这反而让他们放开手脚在边缘地带更容忍摩擦与冲突。如果朝鲜战争提供任何明确的教训，那么这一教训大概是残酷且冷血的：控制升级的危机管控和迅速分出胜负、结束敌对的需求在短期内存在权衡。对大国来说，尤其是在自己没有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前者的考虑往往压倒后者。

朝鲜战争时代，洲际弹道导弹与氢弹还没大规模投入实践，核武器的战场使用还远没有成为绝对禁忌，单单是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原子弹使用的前景，就足以让美苏领导人限制朝鲜战争的强度和范围。如今，在核恐怖平衡的现实下，核大国之间全面冲突的后果更加严重。世界曾经得益于美苏领导人的克制，而世界也继续得益于西方对战场升级的敏感，与普京在避免和北约直接冲突上的谨慎。这一谨慎并非没有代价。直接交战的各方陷入漫长的冲突与毁灭：朝鲜半岛的平静姗姗来迟，而乌克兰大地的和平则遥遥无期。

▲ 2022年7月7日，乌克兰哈尔科夫，一名男子坐在一名女子的遗体旁哭泣。

许多追求乌克兰“彻底胜利”的人主张，一个半吊子的“停火协议”只是短暂给俄罗斯提供了重新武装重启战端的机会，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这几乎是当年美国方面一些人主张战斗不能停止在三八线的原样重述。不论如何，最终的停火线无论对南北双方来说都有明确的、可防御的阵线，而南方也得到了美国明确的安全承诺与驻军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虽然经历危机，终究足够坚实。

当然，和平的到来并不容易，即便各方都在潜在的协议中有利可图，决意的强弱也会影响在谈判中拿到利益的多寡。谁都有动机指出对方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同时夸大自己的坚定。战场的流血与军事的冲突往往因此沦为昂贵的信号游戏。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表现出软弱，并寻找对方率先屈服的迹象。虽然拖延下去会有高昂的成本，但谁先表现出着急停战，谁就在决心的游戏（博弈）中落了下风。朝鲜的战线在鲜有变动的情况下，敌对又持续了整整两年，造成大量伤亡损失。一直到1953年，美国和苏联的领导层纷纷换届（斯大林病亡），彼此战略重点都转向别处，停火协议才有了实际进展：既然和平的基础和意愿都已到位，诸如军事监察和战俘待遇等分歧的解决也无非是时间问题。

愿望的投射与事实的预判

实际上，乌克兰战场的核心难题并不在于一个停火协议到底能持续多久：朝鲜半岛的案例暗示着，如果一个停火协议真的可以实现，那么它确实有希望延续下去。“彻底胜利”并不是“持久和平”在概念上的先决条件，这大概是朝鲜战争一个讨人“欣喜”的提示。然而这一“提示”是否适用于当下的乌克兰仍需进一步分析。

在经历仁川登陆与五次战役之后，半岛的参战方都对军事均衡的现实有了判断。双方都认为，给定彼此投入资源的有限性，在三八线附近的停火是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现状。换言之，截至1951年中旬，敌对各方的利益已经存在足够宽广的协议潜在区域（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这与当前的乌克兰局势有着根本不同。在2023年春的当下，无论是基辅还是莫斯科都认为自己的军事潜力能够打破战场的僵局，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能接受的最低条件都超过对方愿意给出的最高条件。

此时的状况更接近朝鲜半岛1950年6月-1951年6月之间：战局仍然充满变数，重要城市几度易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实现国家的彻底统一，美国仍然幻想彻底消灭北部势力。不管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乌克兰，在军事进展决定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脱离胜负未定的战场局势，严肃的和平谈判尚缺现实基础。

最后，李承晚政权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华盛顿不但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是派兵直接参战，连韩国军队的指挥也归于美国将军。这种力量的极端不对称，让美国的战略重点可以压倒李承晚的目标与选择。南部政权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目的虽然大量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对韩国总统李承晚来说，只有战争升级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统一”，这就与美国的有限战争策略相违背。年届耄耋的总统李承晚对国家没有统一之前就签订停火协议有极大的愤恨与不满，甚至想通过擅自释放战俘来破坏停火谈判。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板门店的协议。

▲ 2022年5月31日，乌克兰基辅近郊，一名男孩在仰望被俄军炮弹炸毁的住宅大厦。

盟友之间的战略重点重合但不一致的问题，也存在于当今的基辅与其支持者之间。完全符合乌克兰战略利益的决策未必是华盛顿所期望的。但是和朝鲜战争不同，在当今的战场上，乌克兰的军队和民众承担了全部的战斗与损失，北约没有直接介入。泽连斯基政权也远比李承晚政权更加受制于国内的民意与政治压力。不少西方分析人士像当年美国占领军擅自划定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一样，擅自决定基辅的战略目的应该终止于“2月24日控制线”或克里米亚半岛， 以避免“战争的升级风险”。这一“建议”恐怕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不太现实。

杜鲁门政府最开始为联军划定的行动界限也是止步于三八线，来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扩散到朝鲜半岛之外。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惊人成功，让华府不愿意挑战这位将军过度的自信和与日渐提升的声望，默许了他把战火烧到鸭绿江。拜登政府今日反复宣称由乌克兰人来决定胜利与和平的前景，让很多“现实主义者”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既然美国和欧洲盟友为基辅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援，那么在最终的和平前景中就也应该有话语权。但拜登的表态或许只是单纯的反映出美国和西方盟友对基辅“影响力”的限度。如果华府连控制自己的将军都还曾经力有不逮，指望基辅会对其言听计从，也不过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许多人指出美国对基辅提供的援助是可供谈判的筹码，但这一筹码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用。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会议上表示，哪怕李承晚真的擅自发动对北攻击，美国完全抛弃他也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朝鲜半岛的事业，美国已经花费太多血汗、消耗太多纳税人金钱，简简单单就让一切归于虚无是无法承受之重。

这种“沉没成本”谬误大概并不理性，可现实并不总是遵从理性的指导。美国和西方盟国也对基辅投资了大量政治和道义资本，如果基辅真的越过某些人想象中划定的“红线”，指望北约真的抛弃泽连斯基政权就是一种赌博。而这反过来对陷入生存之战的基辅政权来说，任何提升胜利可能性的尝试都值得孤注一掷。

那些从朝鲜战争的冷峻结局中寻求妥协与安定的人，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于当年朝鲜半岛的本土力量，乌克兰人在当前战争中的自主性更高，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政治意志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乌克兰战争“朝鲜半岛化”的判断更多是一桩愿望的投射而不是对事实走向的预判。